他为了保证自己的主张得到执行，设计出了一系列配套措施——“立溺女之赏”、“严立妇女之刑”、“妇人严禁文绣之技”、“家有两女倍其赋，……严再嫁之律，犯者斩决”。

        除此之外，他还要求“非富人不可取妻，不可生女，生即溺之，既生子，而形体不端正、相貌不清秀、眉目不佳者皆溺之，即皆佳矣，亦可留一子，多不可过二子，三子即溺之，吃冷药使勿孕”、“立清节贞女之堂，广施不生育之方药”。

        也就是说，他要求淹死刚出生的女婴，给妇女服用打胎药物，对生育多的妇女施行金钱处罚。

        他把这种控制人口的办法当作救世的良方，“行之三十年而民可渐减，行之六十年，而天下皆富矣”。

        同时，他对农民的厌恶之情也令人咋舌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天下最愚、最不听教诲、不讲理者乡人。自守其所谓理而不改，教以‘正’则哗然动怒，导以为非为乱，则挺然称首”。

        不同于以往重农抑商观点的出发点，汪士铎认为农民的生育数量一直很高，而城市商人的生育率更低，因此才提倡农民经商。

        要是在后世，说出这种话的人，估计要被网络上的口诛笔伐淹没。

        曾国藩也觉得其所说之言，过于荒谬。不过对于他所说的人口过剩，曾国藩也深有感触。

        正因为如此，在另外一个时空，湘军杀戮过甚，曾国藩也得了一个“曾剃头”称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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